张放怡：造化的俊逸
2013-08-21 黄茜《艺术版权》
中国人的哲学是与万物为友邻。《诗经》多以“草木鸟兽”作比兴。庄子的《逍遥游》里说“天地与我并立，而万物与我为一。”宋明理学家更是要人“观万物生意”，似乎一草一木，一虫一鸟，都与人同等重要，都和人有着活泼的关联和亲切的感情。
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花鸟画，十分具有东方的精神。所谓“花鸟画”并非真的局限于“花”与“鸟”。在五代黄荃所作《写生珍禽卷》里，便不止有喜鹊、鹦鹉、鹧鸪、鸳鸯等美丽鸟族，还有乌龟、螳螂、蟋蟀、蜜蜂、蝉子等体态精微、设色灵动的小生物。花也不拘泥于牡丹月季山茶之属，枯树、杨柳、竹枝、柿果、葡萄、石榴，甚至冬瓜、白菜皆可入画。植物与动物，花与鸟，静与动的搭配，更应了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的道家箴言，遂使画面顾盼生姿，意态百出。
西方人也画花鸟，却没有花鸟画。这是因为西方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不像东方人似的是孩子和玩伴、琴者与知音的关系，而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。在西方人眼里，人类是“宇宙的精华，万物的灵长”，处在生物金字塔的顶端，自然界的各色物种组成了金字塔的下层。西方绘画里的自然，都是被驯化的自然，被画家的主体性凌驾的自然。好比西方画家描画的花朵，多是插在陶盆里的标致花束，而非山谷原野里蔓生的野花。西方画家也很少画鸟类，在他们的作品里，长翅膀的都是天使。
至于草虫、蔬果、鱼虾之类“微不足道”之物，在西方绘画里更加缺席。无论理念和风格如何变迁，西方绘画的主旨始终是人类和人类精神。中国画家并不认为人类多了不起，他们不那么倨傲，在表达自我时更内敛也更谦逊。他能轻轻撇过宏大的主题，寄情于窗前绿草，阶上青苔，四时佳兴，在看似“无用”的草木花鸟里倾注绵绵的情怀和幽思。他与自然耳鬓厮磨，能够“人鸟不相乱，见兽亦相亲”，他的观察和表现始终带着儿童般的天真和惊奇。他花费数年时间对着一只蝉虫或青虾写生，对生活细枝末节的热爱和对艺术的“俯拾皆是”的敏锐，让他成为万物的知音和代言人。
张放怡是一位继承了花鸟画精神的画家。他的内心有一种天然的平等意识，让他将日常生活里最寻常、琐碎的事物和最高雅矜贵的事物等量齐观。就像牧溪水画《叭叭鸟》、八大画《鼠瓜图》，张放怡也开发出一些不常见但充满生活趣味的花鸟主题。他画的蘑菇是京城一绝。蘑菇生长在湿润的山地，菌柄细圆，菌盖如伞，团团簇簇，娇美鲜嫩。有的蘑菇似在深思，斜斜地向人垂着头，有的则像芭蕾舞演员，俏皮地露出裙装布满鲜黄色褶皱的内面。周围还有墨气晕染的湿地，七零八落的杂花野草，因水分过重而略呈杨黄色的植株的长叶。一帧帧有趣的“嫩蘑图”，为中国画的图像志别开生面。
张放怡也是画藤蔓植物的高手。他擅于描画青藤卷曲缠绕、迂回交错的动势。青绿、劲结的藤蔓在他的手下就有了生机和灵性。民谣里唱道：“山中只见藤缠树，世间哪有树缠藤。青藤若是不缠树，枉过一春又一春。”藤与树之间复杂的情绪关系，优美的爱情语境，被张放怡一只墨笔表现得婉转曲折、尽致淋漓。紫红色的牵牛花缠绕俊逸的芭蕉树，蕉荫下栖着一白一黑两只小鹅。蕉叶全用墨色排挞，层次叠出，而牵牛花衬托着蕉叶的恢宏，丝丝入扣，娇羞欲语。鹅儿并不理会人类的目光，在清凉的水波里商量着情事。
他画的紫藤和葡萄也别有风调。紫藤花柔韧的花茎缠满凉亭，垂下的串串花枝瀑布般馨香饱满。那花朵远看像舒放的云翳，近看像抱团的星子。张放怡擅用色彩，尤其喜爱高贵大气的紫色。由于紫藤花的花瓣中心呈杏黄色，他还别出心裁地使用“滴画”的方法，在画面上甩出一层玲珑的黄色墨点。成熟的葡萄累累结实充满了质感，深深浅浅的彩墨描画出颗颗果实的情态，葡萄叶则用大写意手法铺排，葡萄藤盘绕、卷曲、蜿蜒，藤下两只野鸡争食掉落的清甜。一派乡野场景，竟画得这样自在自得、神采宛然！
张放怡是一位写生型的画家。别看大写意画起来纵横捭阖，沉着痛快，背后却有着长年的积淀。古人说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张放怡无法“搜尽奇峰”，却从小养成了收集一切可用的视觉素材的习惯。60年代缺乏专门的美术书籍和画册，他就搜集报纸、杂志、日历、招贴、火柴盒、包装纸……只有有国画素材的，都被他剪裁下来，集结成册。他亲自到黑龙江的林区、黄山等地，拍了数百张各种菌类的照片。这些照片成了他创作灵感的来源。在清华美院高研班进修期间，他又只身到西双版纳写生，西双版纳繁多的物种和复杂的生态，让他深刻了解了生命和自然，从而有豁然开朗的感觉。
他画大写意花鸟，并不刻意追求形似，妙处恰在于似与不似之间。他很骄傲自己的军旅出身，作画讲究构图，能够删繁就简，直命要害，体现了大刀阔斧的军人风度。他亦很讲章法，墨的浓淡、干湿、灰白，画面的疏密、虚实、远近，都体现了辩证的哲学思考。他画的不着色的水墨，笔致错综而有韵律，墨分五彩而缤纷照眼，是十分清俊秀雅、值得玩味的当代文人画。他画的一些小品，比如南瓜、柿子之类，用笔条畅而老辣，用墨明润而精绝，除了形成特殊的风貌，已在追求独立的笔墨趣味。
但张放怡的画依然不像八大的奇突、徐渭的纵横或任伯年的壮阔。他的气质整体偏于含蓄安逸。看他作画，真是“造化在手，随意成图”，而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画作，不招摇、不晦涩、不挑衅、不媚骨，它们让人想起元代诗人、画家王冕的诗句：“我家洗砚池头树，朵朵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他也画葡萄、紫藤这样在绘画史上被人反复描画之物，但同样是葡萄，徐渭画出来则满怀怀才不遇的蹇迈心情，张放怡画出来则一片闪烁天真的由衷喜悦。也许这和他立志做一名“人民的画家”有关，也许因为相比而言，他的确生在了一个比较好的时代。
艺术版权：您为什么独爱画花鸟画？
张放怡：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里，不管是商品包装也好、挂历也好，看到哪儿就扒拉到哪儿。最开始剪裁的那些国画材料，是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书法全都搜集的。山水、人物我同样喜欢，山水、人物画里的有些构图，还很值得借鉴。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学哲学的人讲究做事突出重点。所以我就专攻花鸟画，在高研班也是进的花鸟班。从师承关系上讲，郭怡孮老师也是画花鸟的。
但我的眼光并没有局限于此。中国画博大精深，不可能全部体现在一个人身上。虽然也有任伯年这样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皆精的大师，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。所以我觉得应该集中主要的精力、时间来学习、研究花鸟画。一个画家做这种选择，是经过了哲学的考虑的。画家如果没有哲学的思维，要想提高便非常难。重复画一样东西不难，但要创新、发展，没有哲学思维会很难。比如从构图上讲，浓淡、干湿、疏密、远近、黑白灰……这些对立统一关系都离不开哲学。浓淡、干湿在每一幅画里都应该出现，该疏的疏，该密的密，疏可跑马，密不透风……
此外，山水画、人物画甚至版画、摄影里的很多技法，都可以往花鸟画里引。摄影的构图直接就可以为我所用。再比如你写文章，大标题、小标题、用材料，绘画里画什么，也不就是个选材的问题么？有过这些领域经历的人来学画，肯定比没有经历的人要容易得多。
艺术版权：您在创作的时候，是否会考虑市场因素？
张放怡： 由于我是军旅画家，作画上也有军人风格，宏观的控制能力，构图能力，笔墨的把握能力和大刀阔斧、删繁就简的能力。每次我进国家图书馆，就是去看花鸟画册，一册册的花鸟哗哗哗从头翻到尾。这也是开阔眼界的方式。在宋庄有一家资料室，我也去翻看他们的资料。展览我也没少参加。就是多看、多画，这样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，将院校学到的东西和市场对接，老百姓喜欢什么，就画什么。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，应该为中国的百姓画他们喜爱的东西，得到他们的赞扬，这才是我的追求。
艺术版权：有哪些大师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？
张放怡：历代名家的花鸟画，其资料我都有收藏。但我也没有局限于哪一个画家。我觉得应该从前辈身上汲取有用的东西。从我的老师那里，我也学到了不少。
我始终是处于一种“自我否定”的状态。有很多过去裱过的画，现在废掉了。因为现在觉得看不顺眼。我觉得，这些画流传到社会，对自己、对社会都不负责任。
有一次五粮液搞笔会，我画了张紫藤，因为中途接了个电话，最后画的很不满意。后来我去五粮液场地，看见这张画裱上了，还挂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。我就跟他们的老总说，这张画我很不满意，能不能撤下来，明天我再给你画一张。第二天我又重新画了一张《紫气东来》，把原来那张画，用餐巾纸沾了墨给毁掉了。当时那个老总特别受感动。
艺术版权：艺术是否也可以怡养性情？
张放怡：艺术是中国文化里很重要的部分。创作的时候，心必须静。如果心是躁的话，画面也是躁的，也不能平静。所以心静对于绘画有直接的影响。同时绘画也有一个运气的过程。像我画画都是站着画，站着本身就是活动，对于身体是一种锻炼。
艺术最关键的是“养心”，是“追求美”。而每一幅好作品完成以后，先自我欣赏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很不错，然后再给别人欣赏。每个人的想法也不同。我隔壁有个外国人，看了我的画以后说：“你的画很好，每幅画里都有爱情。”因为画里总有一对对的鸭和鸟，外国人不懂得用语言表达这种韵味、情趣，所以他就说“都有爱情”。在天津，有一个不认识的观众看了我的展览后说：“很好，你的画不追风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”江西美院的院长梁贤平，看了我的画后题字“画者满天下，知音能几人”。能用绘画结交到知己，是我生平最大的乐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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